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教育变革，特别是以Sora、ChatGPT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重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同时，也给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知识结构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以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一流大学发展越来越成为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的共识。党的二十大作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战略部署，将教育数字化作为建设数字中国、实现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教育部也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赋予了一流大学新的战略使命。面向未来，以数字化赋能高等教育的理念变革、思想变革、方法变革、实践变革，推动高等教育的学习革命和质量革命，必将为一流大学寻找和构筑后发优势提供可能性和突破口。
一、高等教育的后发优势
从“后发优势”的理论发展脉络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初步论及了这一思想。而后发优势作为一种具有明确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的理论假说，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chenkron)在《经济落后的历史回顾》一文中最早提出的，他在对1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相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并认为一个国家在实行工业化的初始时期，相对落后程度越高，其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这种特殊的益处是与其经济落后性共生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列维(Levy)从现代化的角度将“后发优势”理论进一步具体化、学理化，提出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后发优势主要体现为其可以借鉴和利用先发国的技术、设备、资金、组织架构等发展资源，更为全面丰富地认识现代化。在此基础上，阿伯拉莫维茨(Abramovitz)提出了“追赶假说”，即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经济增长速度呈反向关系。伯利兹(Brezis)和克鲁格曼(Krugman)提出的“蛙跳”(Leap-flogging)模型认为，后发国通过更好地把握新技术、新机会，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可能会因为技术惯性而被锁定在某一范围内。国内学者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以林毅夫为代表，他基于后发国家经济发展与技术引进的正向关系，强调要建立适应经济基础变动的创新制度，以此充分发挥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推动现代化发展。尽管学者们对于后发优势理论的阐发各有侧重，但毋庸置疑的是，后发优势理论敏锐觉察到后发国家的发展势能，并深刻阐明了其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可能形态与内在机理。
后发优势作为一种态势理论，也为认识和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基本思路。有学者揭示了教育迟发展的正面效应，即教育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可以借鉴先行者的教育观念、管理体制、学制系统、课程结构、教育技术手段等，从而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具体来讲，高等教育的后发优势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发展意识上的后发优势。一方面，后发国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比先发国在开始发展高等教育时的认识更为深刻和丰富。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大学萌芽于深厚的宗教人文土壤。但随着欧洲教会和政府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早期大学以宗教人文为基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德国古典哲学家们追求“科学、自由合理的精神世界”的思想映入近代大学发展，经由洪堡将相关理念集成，并贯穿于洪堡大学的办学实践。根据洪堡的理念，现代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总和”，教学与研究同时在大学内进行，强调大学以“知识及学术为最终的目的，而非实务的人才培养”。此后，洪堡大学在自然科学等方面达到了强势领先欧洲的地位，对比巴黎大学等名校逐渐形成了显著的后发优势，成为“现代大学之母”，进而带动了德国大学群体性的崛起。另一方面，后发国在国际竞争压力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双重驱动下，会形成一种强烈的赶超意识，从而使其发展的原动力被最大限度地激活。日本是赶超型教育现代化的代表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仅用30年时间就完成了由封建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二战后迅速重建并发展了高等教育体系，到199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3%，从2001年到2021年间连续增加了19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打造了教育现代化以及一流大学建设后发赶超的日本模式。
二是资源网络上的后发优势。后发国高等教育可以充分利用先发国高等教育的溢出效应，通过教育和科研合作，获得高水平人才、优质课程体系、先进科学技术等科教资源，进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赶超。以印度理工学院为例，该校积极与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顶尖学府建立合作关系，引入先进的知识体系和实验技术，建立教师互访、学生交换、联合研究计划等，迅速跻身全球顶尖学府行列，甚至被称为世界最难考的大学。再如，新加坡政府通过设立国际校区、吸引国际知名大学设立海外分校等方式，为本国凝聚了大量高水平人才和优质教育资源。同时，新加坡还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从STEM教育到人文社科，从创新创业到领导力培养，新加坡的高等教育机构不断吸收和融合全球最前沿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经验，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多元化、高质量的学习体验。这些举措使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质的飞跃，培养出大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新加坡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三是制度创新上的后发优势。纵观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和管理经验，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和创新成本，而后发国可以跳跃先发国高等教育的一些迂回摸索阶段，在学习模仿与自主创新的平衡中，以更低的试错成本和更高的发展起点谋划本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之路。拉美高等教育一体化建设正是借助制度后发优势推进教育现代化转型的典型案例。基于区域内各国间教育政策制度零散、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的发展困境，1996年拉美各国代表在哈瓦那会议上提出改变地区高等教育现状的吁求。为此，联合国参照欧盟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制度模式与“伊拉斯谟计划”建设经验，成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所，通过搭建信息交流共享平台、畅通高等教育质量认证网络、实施多文化和跨文化项目等方式，有效提升了拉美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美国大学制度最初深受英国古典教育的影响，直到吉尔曼(Gilman)创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将柏林大学“研究与教学合一”的精神引入美国，并通过创立研究生院的方式落实这一理念，美国大学才走上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轨道。此后，美国赠地学院将德国的讲座制转化成更为灵活宽松的学系结构，使得大学教学科研更具民主性与合作性。正是基于制度模仿与本土化改造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才造就了美国大学的雄厚教育实力与世界一流地位。
当然，对后发国高等教育后发优势的强调并不是回避或否认其也伴随着依附发展、钟摆困境、人才陷阱等挑战与冲突。事实上，只有深入分析高等教育后发优势从何而来的内在逻辑、因何而立的作用机理，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把握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而在把握时机和抓住机遇中，从后发劣势中挖掘发展潜力，将后发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推动高等教育更好更快发展。
二、数字化赋能中国一流大学建设后发优势的学理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新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实质就是寻找和构筑后发优势的过程。我国建设一流大学既要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在制度、组织、社会、文化等方面展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从中寻找、积蓄和构筑后发优势，走出跨越式发展的新路。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首先要把握世界一流大学兴起的驱动力量和发展的基本规律。纵观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治学历程，早期大学是在宗教和人文知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为代表，神学、哲学、法学等人文知识的传承与传播推动了近代意义上大学的兴起。教学科研并举则催发了近代一流大学的诞生，以柏林洪堡大学等为代表，强调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并重，在大学发展史上引起了革命性变革，欧美研究型大学成批涌现并引领潮流。强劲的社会需求驱动了现代一流大学的崛起，以威斯康星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为代表，在强大社会需求牵引下，在短期内获取大量社会资源并建立声誉影响，使一批应用型大学迅速崛起。而新的发展趋势是，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创新创业的互动引领社会，比如斯坦福大学等通过前沿科学、高新技术赋能创新创业，在支撑国家和区域发展中实现了快速发展。可见，不同时代的革命性力量驱动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大学能否与前沿科技、新兴产业紧密互动已经成为一流大学建设得失成败的关键因素。
当前，人类的科技与知识传承创新范式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以AI驱动为核心特征的新范式——AI for Science正在崛起，并推动科学研究实现新的范式革命。现代科学仪器的快速发展如冷冻电镜、量子测量仪器等极大地拓宽了科学家的感知能力，引领了感知革命。未来，人工智能大模型支撑的大科学装置将进一步拓展人类的大脑，在优化认知方式、提升认知效能上带来革命性变化，进而引领科研范式进入全新的认知革命时代。这可能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发挥、提升与扩大后发优势的历史性机遇和革命性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在数字化方面，我国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处于接近的起跑线，可以通过数字化改革，发挥数字技术跨领域、跨时空、跨层级、跨系统的特点，强化制度与组织、社会与生态、文化与学统等方面后发优势的持续扩散和增值效应，为中国一流大学建设加快积累跃迁发展、后发赶超的强劲势能。
首先，数字化赋能一流大学的组织与制度优势。我国从建立现代大学之初，先后学习和借鉴了日本、德国、美国等国的大学制度体系，在持续推进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就内部治理结构而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校长主导的行政权力、教授治学的学术权力、师生参与的民主权利之协调运行确立了领导体制。就制度执行而言，中国大学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形成科学、高效、民主的决策执行体系，以依法治教、依法办学和依法治校为主线，促进大学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发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保证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不断增强我国后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意识和组织能力。而数字化改革能以技术的整体性支撑、要素的全方位嵌入和功能的变革性叠加，有效夯实和集成放大一流大学建设的组织与制度优势。具体来说，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具有交互流动、场景延伸和无缝整合的特点，因而其可以突破空间局限与层级壁垒，使党的全面领导纵到底、横到边、全覆盖，塑造上下贯通的工作场景，更有效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把关和引领作用。同时，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的运用，能交叉关联和深入分析全过程数据要素，以可视化与透明化的方式来客观评价权力运行是否合法合规、决策治理是否科学精准，并有效跟踪分析和智能研判潜在的风险挑战，以先进技术手段推动管理系统的重塑和业务流程的优化，促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而保障党建统领的大学整体智治不断巩固和强化制度与组织优势。
其次，数字化赋能一流大学的社会与生态优势。在后发国追赶先发国的阶段，有为政府的合理主导和集中调控能保证政策方向和布局建设的一以贯之，显著提升资源投入与配置的效率，最大程度地调动社会力量，为大学的跨越发展提供良好生态环境。在国家力量驱动的新型举国体制下，中国高等学校形成了按区域设置的基本布局，以及用重点建设带动整体发展的总体战略，特别是随着“211”“985”“双一流”三大重点建设工程的接续实施和重点投入，为中国一流大学群体性崛起提供了强大动力。同时，我国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科教事业，积极参与部省共建或部省合建一流大学，纷纷出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支持计划，提供培养集聚全球顶尖人才的政策和高能级平台，形成一流大学与区域创新互动融合的卓越生态。截至2024年7月，在ESI总排名中我国内地有9所大学进入全球前100位、5所大学跻身全球前50位，这种后发赶超的成绩应该说得益于国家和社会的全方位支持。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认为，数字化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引爆创新要素和创新模式变革的核心力量，能够有效降低创新活动不确定性，促进创新生态系统的融合与生成，提升系统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和创新知识积累及扩散速度，并通过创新主体间价值共创模式激发创新活力。无论是国家创新体系还是区域创新体系，一流大学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可以实现一体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并进行大数据分析，精确绘制产业地图、学科地图、人才地图，精准匹配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经济需求，高效链接汇聚创新生态系统的各类主体和要素资源，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和高水平成果不断涌现的卓越生态，进而为生态系统中作为核心力量的一流大学提供强大支撑和积蓄后发优势。
最后，数字化赋能一流大学的文化与学统优势。作为舶来品的现代大学，在中国不过百余年的历史，其发轫与前行都离不开文化与学统的内在支撑。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红色血脉的革命文化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绘就了中国大学的鲜明文化底色，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和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是中国大学的基本文化态度，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系列成果是中国大学的文化创新使命。“尊德性而道问学”是我国大学的传统，即“大学的理想首先是追求德性的彰显，在此基础上格物致知、执道问学，从而实现更强调价值理性的人文精神和更强调工具理性的科学精神的统一”。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与治学传统渗透于大学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的方方面面，最终积淀为中国大学最深层的价值追求与最持久的发展动力，并将塑造中国大学避开模仿陷阱、隔离心理依附的坚强定力。而数字化与大学精神文化的结合，并不是要以技术理性取代价值理性，或是将算法逻辑作为评判文化主体、客体、内核和方法的唯一标准，而是要坚守大学文化内隐的精神道统，以时代性的数字思维和创新性的数字技术优化大学文化建设的理念、内容、形式和产品，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获得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自信。同时，借助数字化传播渠道和方法途径，以国内外受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话语内容和叙事方式，讲好中国大学文化故事，也将更好地促进一流大学丰富文化场域和展现文化魅力。
三、数字化赋能中国一流大学建设后发优势的浙大实践
因应数字时代，推动教育革新，是摆在各个国家面前的重要课题和发展机遇。作为塑造认知、拓展认知、转换认知的前沿阵地，中国大学应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推动认知革命，积极在教育、科研、治理模式变革和系统重塑中实现跨越赶超。近年来，浙江大学将数字化改革作为办学实践重要举措，全方位提升人才培养的质效、科研创新的活力、文化传承创新的深度以及大学智治的水平，为中国大学以更大的后发优势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提供浙大智慧与浙大方案。
第一，以数字化改革转变教育认知，推动人才培养模式转型。通过深入实施数字化改革，促进教育领域认知范式的转变，以学生成长为中心重构和优化知识体系，充分尊重并满足学生个性化的认知需求。同时，确保教育过程紧密对接学科专业的最新研究成果、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以及人才培养目标，推动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迭代。一是支持学生个性化学习需要。通过构建丰富多维知识图谱，支撑动态分析学习数据、可视化呈现热词标签、智能关联教学资源，建设了知识图谱2000余万条，覆盖全校所有学科课程，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开展个性化学习的积极性，有力支撑了学生素养能力的提升。二是构建“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学习模式。构建数智驱动的“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全链路一体化教学支撑体系，运用数智化技术、思维、认知，提出以知识图谱为核心，贯通智慧教室、数智平台以及云服务的“K-CPS”教学创新技术框架模型，推进多模态融合教学、教学无边界触达、教学评价多元智能等，努力实现全过程、交互式课程管理服务，在响应学生同时异地、异时异地学习需要方面作了一些系统探索。三是打造新型教学空间。采用人脸识别、手写识别、环境传感、大数据分析、多屏联动、教师驾驶舱、多平台互动等智能技术，打造讲授型、研讨型、创新型等智慧教学空间800余间。建设“学在浙大”承载在线课程5万余门次，整合招生、教务、教学、思政、就业等平台，实现业务一体化。并在“学在浙大”基础上，融合元宇宙、同声传译、AI笔记等智能技术，贯穿从招生、入学、课程、教学到评价全链路，建成联接全球高校的跨场景、多功能、一站式全英文暑校系统。融通中外优质师资，数智驱动万人同屏跨域教学、打造数字化改革国际办学新样板。
第二，以数字化改革提升科研效能，驱动科学研究范式变革。当前，人工智能作为从计算机科学中分离出来的横断学科，正在向几乎所有学科领域渗透，进而以汇聚融合方式催生新的前沿学科和创新成果。基于AI大模型的科研模式呈现出新的组织形态，给学科专家使用人工智能开展科学研究带来革命性契机，使规模化、智能化解决问题成为可能。浙江大学作为中国最早研究人工智能的高校之一，也是最早关注并实践学科会聚发展模式的高校。近年来，学校前瞻谋划“AI+X”会聚型学科战略布局，启动实施面向2030的学科会聚研究计划，规划了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精准医学、农业设计育种、新物质创制、智慧海洋等会聚型学科领域，构筑了引领AI for Science的丰富场景和前沿方向。在此基础上，学校通过部署AI for Science研究新范式，赋能跨学科交叉研究，极大提升科研效率和创新能力。如通过AI+材料合成新范式，研制出了多肽物质抗菌性预测模型，推动实验验证次数从393万次降低到了77次，实现了新型抗菌高分子材料发现的新突破。通过AI+医疗新范式，构建了已知全球规模最大的角膜病数据库，成功研制角膜病图像智能诊断系统和智能裂隙灯医疗仪器，实现人工智能算法超越了96%的医生水平，诊断准确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40%。通过AI+农业新范式，研发了国际上首款棉花液相育种芯片“浙大棉芯1号”，构建了基于人工智能的高效全基因组选择育种体系，打造了世界首个棉花精准设计育种平台。同时，基于AI大模型的科研模式呈现出新的组织形态，学校加快构建基于AI大模型的科研组织新模式，推动科研组织形式从“作坊模式”向“平台模式”转变，促进科研效能的数量级提升。学校还发起“西湖之光”算力联盟，联合政府、高校和产业生态共同打造协同、开放、共享的算力服务运营平台，支撑领域大模型，构建AI赋能科研创新的生态系统，推动实现高校有组织科研、地方产业数字化持续升级的算力整体智治体系，赋能科研创新和产业孵化。
第三，以数字化改革实现文化资源数字转化，拓展文化传承与创新路径。通过数字化改革，可以创新知识传播与共享的模式，推动文化资源的数字转化，精准还原传统文化的历史面貌，展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同时，这些数字化的文化资源不仅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还能够为社会公众提供高水平的文化服务，让更多人能接触、了解和欣赏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浙江大学完成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准、高度重视、持续关注，并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的规模浩大、纵贯历史、横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大系”以全球领先的高清数字化技术，拍摄、收录海内外263家文博机构的12405件中国古代绘画藏品，编纂出版先秦汉唐、宋、元、明、清五大绘画断代全集60卷226册，涵盖绝大部分传世“国宝级”绘画珍品。目前，“大系”在海内外巡展27次，特别是在国家博物馆展览13个月，参观总人数近400万人次，散布于世界各地的传世“国宝级”绘画珍品，正以数字化形式走向社会和大众。依托这一重大文化工程，学校建立了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并获批全国首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实验室面向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及内在机理，聚焦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的表达、采集、计算、分析与转化应用等重要问题，开展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的基础理论、技术体系和转化应用研究，构建中华文明图像基因库，探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融合新范式。
第四，以数字化改革重塑整体智治系统，提升现代大学治理效能。通过数字化改革，可以推动大学管理体制的迭代升级、治理结构的系统优化、组织体系的系统重塑，从而使得大学的队伍结构更加合理、管理更加精细、决策更加科学、服务更加人性，有效提升一流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浙江大学以数字化改革推进大学整体智治系统重塑，面向多跨场景应用，努力打造办事更加便捷、服务更加友好、环境更加智能、模式更加创新的整体智治系统。一是推进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制定资源目录，推动实现跨部门数据采集标准和质量统一，构建更加开放的数据服务生态，强化公共数据共享与应用。目前，已完成教工、学生、教学等8个数据子集1013个数据项的公共数据资源梳理采集，对接应用系统86个，配置数据接口149个，日均执行数据交换任务1400余次。二是构建数智门户平台，整合服务接口，通过构建专属定制、轻松办事、快捷查询的“浙大服务平台”(PC端)和“浙大钉”(移动端)，实现368个事项“一站式”办理、117个应用“一站式”访问。加快“办事大厅2.0”建设，推进线上线下协同办理，逐步实现师生办事“网上办、掌上办，就近办、自助办”。三是聚焦师生关切谋划数字治理多跨场景建设，梳理单一化、条块化部门服务事项，推动业务流程重组与再造，实施入学一件事、毕业一件事、就业一件事、智慧总务、智慧财务、智慧审计、校园数字医疗服务等十余个多跨场景应用建设，切实提升师生获得感和满意度，如入职一件事实现教工入职“一网通办”，本科生入学一件事实现6000余名本科新生快速报到，最快30秒完成入学注册。
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革命正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变革进程，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实现后发赶超提供了新的契机。建设中国特色一流大学，必须准确把握全球数字化发展的脉搏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数字化改革全方位赋能大学高质量发展，稳步迈向世界一流前列。
【任少波，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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