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纯华:论强化高等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

crosscheck 2024-12-12 21:51:45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第二次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始终与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高校培养人才摇篮、科技创新源泉、文化传承创新基地的角色和使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新征程上,我们要主动担当强国建设使命,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改革,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支撑科技进步和国家发展。

  一、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

  高等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既受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基础的影响,也反作用于国家发展、现代化进程,同时也遵循着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梳理高等教育守正创新、传承发展、与时俱进的历史变革,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学习借鉴,更好地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现代走向。

  (一)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知识传授向创新引领的深化

  从中世纪的博洛尼亚大学创建算起,高等教育已有千年历史,无论是职能、宗旨还是自身的内容和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仍在持续的革新当中。尤其是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阶层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开放,而作为高等教育核心元素的大学,也在与国家需求、时代发展的“推-拉”中转型蝶变,为世界科技进步、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一是以知识传授为主的精英教育。中世纪早期的大学,受制于当时统治者的需要和经济社会条件所限,多以神学、法学等单科大学为主,课程由大学规程或教皇敕令固定下来,通过知识传授的方式培养政府、宗教界的高级管理人才。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贸易的繁荣以及城市的兴起,社会需要大量的管理者、律师、医生、文书和牧师,大学设立文法、修辞、逻辑、算数、几何、天文、音乐等基础课程,专门培养少数社会精英。17世纪开始,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及近代科学革命的不断发展,欧洲一些国家开始探索建立现代学制,以求适应工业化和新兴社会阶层对高等教育的需求。19世纪初,柏林大学、伦敦大学应运而生,从招生上打破了固化传统,开始招收新兴社会阶层学生,并开始将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注重对新知识的探索,开始培养技术型人才,开启了世界现代高等教育的新纪元。此后,欧洲国家现代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并逐渐向外传播,为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日本等国家建立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开辟先河、提供样板。但这一时期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直到20世纪50年代,欧洲也只有不到5%的适龄人口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属于以知识传授和文化传承为主的精英教育。

  二是产学研融合的大众化教育。受二战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战后经济和社会重建大规模展开。发展高等教育成为美欧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加强大学和企业的产学研合作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如法国1989年的《高等教育法》强调,大学既是发明创造的基地,又是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机,要重视把科研转变为生产力,政府鼓励大学面向社会通过提供科技咨询、科研合同、技术培训,灵活而及时地满足工业界的需要。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在政府的支持下,融入国家战略需求导向,扩大招生规模,调整教学模式,加强与社会和企业联系等方式,着力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专业人才。

  三是引领创新的普及化教育。21世纪以来,得益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趋势不断加强。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教育2030行动框架》,倡议为全民提供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保证弱势群体的教育机会,使人人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有获得感的高等教育。相应的,高等教育资源不断拓展和丰富,更多人群有机会更加公平地接受更有质量的高等教育,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整体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升。但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演进,高等教育正呈现着全球性、不确定性、多样性等特征。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加快重塑世界,人工智能、数字化等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创新驱动成为世界发展共识,科技强国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因此,高等教育的基础性地位更加彰显,更加注重加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国际科研合作交流,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如日本,近年来坚持以加拿大学者简·奈特提出的国际教育枢纽理论为指导,提出首都圈整备计划,统筹发展学生枢纽、高技能人才枢纽以及知识和创新枢纽,在促进持续创新的同时主动接受国际市场的检验,从而提升世界影响力。

  (二)我国高等教育的变革趋势: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提升转型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扎根中国大地,为国家图富强、为民族谋复兴、为社会育人才,始终与国家发展同向同行。从发展历程来看,呈现出了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和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提升转型的发展趋势。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高等教育领域更是困难重重。1949年,我国仅有高等学校205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0.26%。1952年,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借鉴苏联发展高等教育为经济建设快速培养对口人才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校院系调整工作,有效改变了高等教育结构,扩大了高等教育规模。1977年,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使高等教育重新走上正轨,涌现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和知识精英,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正式拉开了探索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培育了一大批高素质专门人才,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23年,我国高等学校有3074所,普通本专科招生规模1042.22万人,全国各种形式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763.19万人,研究生人数388.29万人,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存在,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在质量上还有明显差距。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和我国高等教育向着普及化迈进、实现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跃升的重要阶段,高等教育的内涵提升是当下正在推进并且需要长期坚持的必然选择。

  (三)新时代我国高校的创新探索:教育教学为主向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

  我国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以服务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为己任,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不断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创新实践,有效支撑了我国教育、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才培养方面,我国高校担当起创新人才培养的摇篮,以“双一流”建设为牵引,不断完善“五育并举”育人体系,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强高素质教师队伍,推进教育数字化改革,人才培养规模和人才自主培养的质量能力不断提升,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汇聚人才方面,我国高校已成为战略科学家与领军人才成长的沃土,全国超过40%的两院院士、近70%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都集聚在高校。这一数字不仅彰显了我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卓越成就,也预示着高校未来科技创新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无限可能。科技创新方面,我国高校也是科技创新的高地,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高校积极投身科技创新浪潮,聚焦科技前沿的科学难题和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持续构筑“大平台”,组建“大团队”、申报“大项目”、产出“大成果”,凸显高校在科技创新中举足轻重地位。据统计,2017—2023年度国家“三大奖”获奖名单中,160所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奖项目共计697项,获奖数量占授奖总数的60%以上。特别是近年来,高校主动加强与科研机构、企业的紧密合作,攻克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战略价值的科研项目,越来越多“大国重器”打上了“高校制造”的烙印。截至2023年底,国内高校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79.4万件。积极参与并主导国家实验室、大型科学装置等关键平台的构建,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校牵头建设了60%以上的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30%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形成了支撑科技创新的科研平台体系。

  二、高等教育支撑科技、人才的逻辑向度

  科技发展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进步又离不开科技反哺和人才助力,三者是内在一致、相互支撑的统一整体。从理论基础、思想演进、价值理性、制度优势等维度,深刻认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形成和发展的完整逻辑,有助于准确把握其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导向、战略重点和实践要求,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支撑科技、人才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科技观、人才观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对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彼此支撑的关系进行论述,但从其教育观、科技观、人才观等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三者辩证统一关系已有思考。马克思认为,“(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同时提出“教育的价值不仅仅止于人自身的完善”,“应该与更大范围的社会斗争和进步关联起来”,强调“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这些论述凸显了教育与人才以及物质生产、社会进步的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人才观认为,人才掌握着科学文化知识,可以将生产力的各个要素进行渗透和凝结,进而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因此人才的能力和智慧是推动生产力和科学革命发展的关键因素,强调了人才对于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同时,从人的价值实现需要出发,提出“实践成才”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强调“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进一步明确了人才发展对于教育的重要需求。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充分肯定了自然科学在大工业形成和发展中的历史推进作用,认为自然科学和工业的结合为人的解放提供着物质条件。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明确了科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是促进科学进步的主体、科技发展应当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等观点。联系地看,“教育-人才-科技-社会”循环互促的底层逻辑深深蕴含于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人才观、科技观等观点和论述之中。

  (二)思想演进: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重要论述的精神内核

  重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始终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鲜明提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知识分子“是科学战线上的尖兵”以及“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21世纪前后,江泽民同志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胡锦涛同志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中央对于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认识不断深化,引领我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有效支撑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内在规律和发展逻辑,逐渐形成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协同配合、系统集成的体系化认识。2017年10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时指出:“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培养人才,根本要依靠教育”,对教育、人才、创新的递进支撑关系进行了阐释。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进行专题部署和系统谋划,并鲜明地指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之于强国建设伟业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月31日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形成良性循环”;在2023年5月29日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明确“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统筹部署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系列举措,并将其作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明确了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价值旨归和时代使命是服务支撑创新国家建设。2024年9月9日至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再次强调:“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这些重要论述和重大战略部署,极大深化了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规律性认识,突出彰显了“教育发展-人才涌现-科技进步-经济发达”的循序渐进历程和循环互促逻辑,鲜明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教育的创新使命,为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奋斗方向。

  (三)价值理性: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当前,我们党正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力前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经济现代化。经济学领域一度认为“经济增长由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和人力资本论三条曲线构成”,其中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前景,教育是人力资本增值的最主要手段”。由此可得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是解放发展生产力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这二者都要依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又以人才培养和高质量的教育为基础。因此,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大局,具有内在价值逻辑的一致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家,人才资源规模、科技人力资源以及研发人员数量等指标居全球首位,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为第11位,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52.2%提升至60%以上。但客观来看,我国科技创新事业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薄弱环节,如科技进步贡献率与主要发达国家的80%左右还存在较大差距,同时我国高水平领军人才数量和质量都亟待提升,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需求、科技创新需要适配度不高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围绕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美西方持续加筑关键领域技术、人才封锁链,时代之变、强国伟业正无比迫切地呼唤我国教育、科技、人才等事业自立自强,进一步提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创新生产力,支撑促进人才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的质量效能,形成彼此支撑、系统集成的强大创新合力,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产生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倍增效应。

  (四)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发展中的创新性应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这一优势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建设、“两弹一星”,改革开放之后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新时代以来的疫情防控、脱贫攻坚战等重大实践中得以充分彰显和有效发挥。新征程上,党中央再次强调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力量,聚焦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围绕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提升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的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水平,加快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树牢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从前期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中期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后期“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需要“蹄疾步稳、有力有序解决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问题,方向目标清晰,战略部署明确,方法路径高效,实现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协调、全面深化的历史性转变”。这些举措的推进与实现,涉及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多个部门、多条战线、多个主体、多项流程的协同耦合,需要把政策链、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资金链等多个链条有机结合起来,把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成起来,共同赋能高水平创新。新型举国体制不仅具有举政府和国家财政之力的优势,更有举市场多元主体、社会各界之力和综合各方面智慧力量协同发力的优势,能够更好地促进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创新要素织链成网、拓网成体,更好地统筹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形成目标导向相一致、政策制度相衔接、创新链条相贯通、资源配置相关联的一体化创新格局,进一步提升集成攻关质量和效率。新型举国体制还能够围绕国家重大创新任务,推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人才培养体系和学科结构不断优化,不断提升高等教育体系与科技强国建设需求的适配度,努力培养和集聚一批有极强创新能力的“大师级”人才,源源不断产出高水平创新成果,有力支撑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三、高等教育支撑科技、人才的提升策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龙头作用,既体现在对整个教育系统的引领带动上,也体现在对人才的培养、对科技的涵育、对发展的引领带动上。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应当通过全周期深化人才自主培养模式、全链条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全方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全要素健全政策支撑保障体系、全球化拓展国际交流合作,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适应新时代需求,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一)全周期深化人才自主培养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科技创新需要人才支撑,人才培养又依赖于教育发展。建设成为教育、科技及人才强国不仅需要外部的“输血”支持,更需要内部自我发展的“造血”能力。这就需要提升自身的教育体系,尤其是强化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截至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60.2%,进入普及化阶段。在此背景下,人才培育的重点已由过去的数量不足转向对质量的更高要求。因此,建立并完善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成为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并满足国家长远发展需求的重要途径。要优化专业课程设置,通过行业调研了解最新人才需求趋势,并根据新兴领域的发展趋势及时增设或淘汰相关课程、调适相关专业,确保教育内容与社会需求始终相匹配。如设立专门针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集成电路、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等领域的专业方向,开设跨学科类课程、实践课程,强化跨学科学习与前沿科技领域的人才培养。加大实验性教学和实践活动的比重,鼓励本科学生尽早参与科学研究项目,与导师合作开展课题研究,从而在实践中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结合创新竞赛、创业孵化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支持他们投身于符合个人兴趣的研究工作中。深入实施基础学科本硕博一体化贯通培养,加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依托“中学生英才计划”“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等,推动高校和中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互相衔接、螺旋上升、渗透融合。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在整个培养环节将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融入全程,实现知识传授、技能训练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引导学生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

  (二)全链条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高校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肩负着科技创新和自主人才培养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高校的学科与专业结构对教育资源的分配具有导向性作用。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是高等教育体系内自主培养人才的独特优势,通过不同学科知识的深度交流与整合,使得新的思维火花被激发、创新成果被创造。要以重大科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需求为牵引,打破各学科专业之间的界限,促进学科、专业和课程的交叉融合,构建多层次、跨学科的专业生态系统。在战略性关键领域进行前瞻性部署,推动前沿性和颠覆性技术研究,攻克一系列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技术难题,形成先发优势的技术体系,引领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技术瓶颈问题的科研需求转化为教育目标和人才培养的导向,鼓励和支持师生进行既有探索性质的基础科学研究,也有直接服务于社会需求的应用研究。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构建更为紧密的校企合作关系,邀请企业在高校的教学计划制定、教材编写及实践环节的设计中发挥作用,创建以项目为导向、以解决实际技术需求为驱动力的实践教学体系;依据特定行业的需要定制培训计划,采用校内外双导师制,让学生同时接受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双重熏陶;共同建立联合实验室或研发中心,促进资源互补,为师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和参与科研项目的机会,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建立产学研一体化平台,促进高等教育与产业界的合作,实现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的高效对接,使研究成果能够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三)全方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育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教师则是教育基石的奠基者,肩负着加速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令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历史使命。2024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对打造适应教育强国建设需要的教师队伍进行了全面部署,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了关键指引。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根铸魂、启智润心,使教师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真理营养,从教育家的精神中汇聚前进动力,引导其在教育过程、教育环节、教育方法中做到先立“德”再树“人”,始终将师德师风作为首要标准,更好地履行指导学生健康成长的责任。教师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原则,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通过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来提升教学水平,实现教学与科研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进而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能力和研究方法。围绕学生的成长需求,扩展教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新教育教学的核心能力,学习专业的前沿技术,掌握学科的新教学理念,切实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要为教师成长发展规划路径、搭建平台,发挥教学名师、科研领军人才、学术带头人、师德典范人物、“双带头人”等教师的传帮带作用,按职业发展阶段分层次分类型规划教师职业成长目标,统筹教师研修、职业发展咨询、教育教学指导、学术发展、学习资源服务等,为教师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培养。

  (四)全要素健全政策支撑保障体系

  政策制度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稳定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科学高效的政策体系能为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全面成长提供个性化的支持保障。在深化教育、科技及人才体制的综合改革过程中,要从各子系统内部着手,理顺相关政策和工作流程,深入剖析并提炼出理念、体系、制度、评价和治理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也要统筹兼顾全面改革与关键环节的重点突破,加快推进补短板、强弱项、尊传统、扬特色,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此外,还应关注教育、科技与人才之间的共同价值创造,确保多部门间的协作顺畅、政策协同以及资源整合,并制定目标一致的政策文本,建立高效运作的工作机制,以保障三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要以长远和发展的眼光来规划改革,将国家对高水平科技创新和顶尖创新人才的需求具体化为人才培养中的课程设计、教材选用、课堂教学方法以及实习实训等制度性安排;将这些需求进一步细化到人才队伍的聚集、培养、使用及评估各个环节的政策要求中;并在科学研究项目的选题、立项和实施过程中提供规范性的指导,确保所有政策措施之间具有良好的协调性、配套性和一致性,同时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从而全方位地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转变传统的单一评价方式,引入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多种评价指标,更加重视研究工作的贡献度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考量。

  (五)全球化拓展国际交流合作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更应该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国际合作来增强自身的独立性和竞争力。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不断深化,世界面临着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公共卫生等诸多全球性的科学难题,这使得国际科技合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目前,我国已经与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并积极参与或主导了近60个大型国际科学计划和工程项目。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要以全球视角规划和推动人才培养工作,加强与世界顶尖大学、高水平研究机构及关键领域企业的深度合作,通过合作办学、联合培养项目以及引进海外智力资源等多种方式,汇集各方力量共同培养人才,将前沿创新的优势转化为自主培养人才的能力。积极鼓励和支持师生参与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学术会议以及短期访学等活动,从而拓宽他们的国际视野,提升其在研究创新、技术竞争以及国际影响力方面的能力,这不仅有助于我国在全球科技版图上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也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严纯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原校长、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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